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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一岁就上常青藤》连载
家庭教育是这种常青藤式的，还是满堂灌式的，对孩子的未来影响巨大。最近十几年，美国高等教育日益普及。许多劳动阶层的子弟，也纷纷进大学读书，成为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。但是，他们进大学后，许多人无法适应大学的生活，表现明显不如父母是大学生的中高产阶层子弟，日后的事业也不甚成功。其实，劳动阶层子弟学业表现不佳的现象几十年前就被注意到了。对此，美国的教学学家、心理学家、人类学家、和社会学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，积累了丰富的证据，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：劳动阶层的家教偏向于权威式的、更多地使用体罚和命令，中产阶层的家教则更接近我所谓的“常青藤原则”：讲究说理、在具体环境中善于运用抽象的原则来指导具体的行为。

早在1936年，Melvin Kohn的研究就总结出这两个阶层在教育孩子时不同的价值取向：劳动阶层更注重孩子态度上的恭敬，中产阶层则注意培养孩子内化的行为准则。1983年人类学家Shirley Brice Heath则有更为精细的描述：劳动阶层和中产阶层一样爱自己的孩子，也同样花时间给孩子读书。但在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。中产阶层父母在给孩子读故事时，鼓励孩子问问题，并通过问题帮助孩子探究故事的内在含义。这是典型的讨论班式的常青藤教育。劳动阶层的父母，对孩子则很少提问和解释，而更多地用直接的指令，比如“别碰那把刀子！”在小学头三年级，劳动阶层的孩子表现还相当不错：他们能完成阅读训练，能安静地坐在教室里很长时间。但是，一旦老师问他们“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？”“如果你是故事中的孩子，你会怎么作？”这些孩子经常就会耸耸肩，说不知道。中产阶级的孩子面对同样的问题，不仅轻松自如，而且显示了更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

美国的社会学家Annette Lareau几年前深入这两个阶层的家庭进行了实地观察，出版了《不平等的童年》一书，进一步证实了前辈的结论。 她发现，劳动阶层的家长对孩子指令比较多：干这个，不能干那个，简单明了，规矩严格。他们教育出来的孩子一般很懂礼貌，行为有一定之规，但习惯于服从，不善争辩。到了中高产阶层的家庭，则是另外一番景象。家长对孩子要宠得多，对孩子绝不轻易说“不”。孩子如果要干一件家长所不容许的事情，家长会耐心地启发、商量，说服他或她放弃，有时甚至不得不“谈判”、达成协议。这样，孩子和家长的关系就非常平等。有时家长为了孩子，不得不自我约束。比如，你不让孩子吃甜食，自己也不能吃，以身作则。否则，孩子会说“为什么你吃不让我吃？”你讲不出理来，就没有理由阻止孩子干他或她想干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大人更注重让孩子理解行为背后的准则；而这种准则对任何人都应该适用。

这种平等的关系，使孩子从小就有一种讨论的习惯，培养了他们把具体的事务归纳成抽象原则、或者将抽象原则运用于具体事务的能力，构成了常青藤教育的基础。从三、四岁开始，孩子和父母有分歧，大家就开始磋商甚至讨价还价。从表面上看，在这种家庭中父母毫无权威，甚至连买哪个玩具都要和孩子商量后才决定。不过，这样养大的孩子，一般比较自信，敢于为自己的利益去据理力争，习惯于提问题、独立思考、辩论。当然，由于从小不唯父母是听，他们更有所谓“批判性思维”。他们日后上了学，在课堂上也比较出众。毕业就职，更会和各种社会组织打交道。我在耶鲁读书时当助教，主持过一些讨论班。那些学生多属于这种类型。他们常常不等你讲完就打断你的话，然后又是提问，又是讨论，甚至直接对你进行反驳，主意比谁都大。这样一堂课下来，大家对一个问题从各种角度都进行了讨论，不仅对所学内容消化充分，而且发现了许多新见和老师或者课本的疏忽的问题。后来到萨福克大学教书，学生主要是劳动阶层子弟。简直就是换了个天地。这些学生总是你讲什么听什么，很少有人提问。有的人一说话人就慌，连个简单的句子就讲不完整。有一次学生考试一塌糊涂，我在课堂上问他们：“你们都懂了吗？”底下一片沉默。于是我又说：“你们如果都懂了，就不应该在考试中出那么多错误。如果不懂，就应该提问。”底下还是一片沉默。后来我干脆问一个学生问题。他答不上来。我问他懂了吗，他只好说不懂。我再追问：“既然不懂，为什么不问？”他傻傻地看着我，满脸木然。

想想看，这样的学生毕业后成为白领，到公司里开会、讨论企业战略，如果还是在那里一言不发，人家凭什么雇他呢？再想想那些耶鲁的学生，一开会就滔滔不绝，十分钟讲了五、六点意见，使在座的深受启发，这样怎么可能不成功呢？所有的家长也应该好好问问自己：究竟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哪种人？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成功的话，从一岁就应该在家里开个小常青藤，用上面描述的那种对话的方式促进孩子的心智发展。